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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谢谢主持人，各位下午好。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把有关社会矛盾的想法和各位做汇报。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尤其是这几个月时间，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大量增加。如果我们回顾这几年的情况，应该说大体上有一个波动。05年之前群体性事件是上升趋势，06年、07年又有所下降。但是到今年又是一个上升的趋势。怎么判断这个趋势呢？一个最基本的背景是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过程中，有些问题进一步激化。但是在危机中，不同的判断，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反应可能会影响未来的走势。我们回顾一下30年代的大萧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所形成的判断不同，最后所走的道路就不一样。那次美国的危机最严重，受的损失最大，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和突出。但就在那时，老福特把工人的工资提高一倍。罗斯福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变革、社会改造，美国保住了民主和自由，我们都熟知这段历史。但是如果大家眼光稍微放宽一点，罗斯福就位是1933年4月，在他上台的四个月是希特勒上台，同样的一场经济危机，美国保住了它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德国、意大利、日本走向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所以怎么判断当时的形势，决定了未来的反应，甚至决定了未来几十年走什么样的路。如何看待、定位社会矛盾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还要讲一个故事，在听故事的时候，大家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怎么处理，如果各位毕业了，做了一个城市的地方官，发生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处理。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佛罗里达的事情，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岛，叫西屿，是一个偷渡人经常登陆的地方。因为海滩比较浅，所以许多人从这里偷渡登陆，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中间有一个界限，就是你有没有过一个关卡，如果你过了关卡，就被称为“干脚板”，美国政府就需要给予你保障；如果你没有越过关卡，权益就基本得不到保障。凡是偷渡者都愿意早一点变成干脚板，而美国政府肯定不愿意让他们早点变成干脚板。原来偷渡者从湿脚板变成干脚板比较容易，因为关卡比较靠前，比较容易跃过来。所以美国政府很头痛，想了一个招，把这个关卡往后撤，越过去就不容易了。把关卡设在了连接小岛与大陆的公路上。这样美国政府达到了目的，但是小岛的居民麻烦了，一是塞车非常厉害，最长的时候有30多公里。第二，小岛居民每次过关卡到大陆上也得出示证件，觉得受侮辱。小岛的居民与政府多次交涉，他们的人不多，力量不大，所以这件事情迟迟不能解决，小岛居民越来越愤怒，说这道关卡已经把我们拦在美国外面，这是美国政府不要我们了，我们干脆独立算了。于是他们说独立，成立一个海螺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怎么样呢？一天市长走到市政府的广场上，登上一个板车，说现在我宣布海螺共和国成立，我就是总理。成立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美国宣战。有一个人装扮成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穿上服装，用长面包敲一下脑袋，就表示与美国开战了。开战以后一分钟，总理宣布说，美国力量太强大，现在把我们打败了，我们宣布投降，但是美国把我们家园打烂了，我们要重建家园，要求美国给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然后大报小报开始报道。过了一段时间，海军陆战队一个营开了过来，不过不是来镇压的，这个营每年在这个地方要进行例行演习，今年时间又到了。总理赶紧报告说，美国军队入侵我们国家，大家要奋起反抗。美国海军的营长急了，我们每年是在这儿演习的，你不让我演习，我们回去怎么交待。小岛的居民看他们比较为难，就说那我们起草一个协议，你得承认侵略了我们共和国，向我们正式道歉，就可以演习了。营长说可以啊，我现在代表美国政府向你们道歉，我侵略你们了。海军的营长很给面子，签了协议，小岛的居民允许他们演习。在整个过程当中，美国大小媒体轮番报道，美国人茶余酒后都在议论这个事情，美国政府认为这个事情处理的不太好，就把关卡挪回原来的地方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假如这个事情发生在你当市长的地方，市委书记的地方，你该怎么处理？估计人得抓起来，不但抓起来，营长也得被抓起来，在大是大非面前，营长还代表美国政府向他们道歉，谁给你这个权利？但是美国没有用这个办法处理这件事情，为什么呢？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一件事情！这个东西本来不是这回事，你当这么回事了，最后就成了你想的那个样子。你当做什么，一个是影响你用什么方式对待它，处理它，第二个是影响这个事情未来的发展。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按照表面的东西来理解，一个共和国分裂了吗？实际上就是小岛的居民想让关卡挪回原来的地方，就这么一个要求，但是很长时间不能解决，所以他们用各种“恶搞”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要求，实质就是这样。在不同的社会中，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我再讲另一件事，我是77级级，78年入学的，看了许多小说，有一篇作品给我印象最深刻，这是一个没有名气的杂志刊登的一个没有名气的作者写的没有名气的小说。这是80年代初的事情，一个战士要复员了。当时如果你要复员，无论如何你得入党，将来比较好分配工作。他说我平时不怎么要求进步，条件也不好，我入不了党。有人建议，给指导员送礼物，买酒买烟。这位战士就买了一些东西，过一段时间送一次，指导员也接受了这些烟酒，但是一直也没有给他解决入党的问题。这位战士很生气，就与这位指导员理论，我送了这么多东西给你，也不让入党。越吵越激烈，旁边有一杆枪，这个战士把枪抄起来，说要毙了指导员。连长过来一看，战士已经把枪对准指导员了，手已经在扳机上了。连长想，如果过去夺枪，弄不好就走火了。他想起看过一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叫精神威慑法。于是连长指着战士说：你开枪。战士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已经对准指导员了。连长还接着说：你开枪啊，开枪啊。他一边说一边往前走。战士有一点愣着了，就把枪压下来了，这样就避免了一起事故。之后处理事故，战士受到了处分，连长也受到了处分。连长说为什么要处分我呢？我这是精神威慑法，电影里面有的。作为具体处理事情的人，可以理解这是精神威慑法。但是体制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体制当中没有精神威慑法这个位置，放不进去。所以最后还是处分了连长。不管怎么样说，是战士拿枪对准指导员的时候，你告诉他：开枪。这个事情前后对比，让我想起一位人类学家曾写过《制度是如何思维》，这本书名可以给我一个启示，制度不是死的东西，他有一点像人，他会思维，但是制度的思维和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制度当中的每个人可能都理解一件事情，但是作为制度的思维没有办法理解。包括在文革的时候，一个人把毛主席的塑像摔坏了，所有人都可以理解他是不小心，但是体制没有不小心这一说。不管怎么说，你把毛主席的像摔了，就要处分。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体制，而不是一个人，如何看待一个事情，这非常重要，这是比社会矛盾本身更重要的问题。最近我一直讲这个问题，“准确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现在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很多，但是绝大多数是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这个定位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涉及到在什么样的基调上解决问题。当今社会绝大多数冲突事件是利益的冲突这是一种最理性的矛盾前几年在四川发生过一起群体性事件，原因很简单，因为建一座电站占了耕地，就产生了利益的冲突，最后越来越激烈，成为一个群体性事件。这样一个事件你怎么看？当时我看到一家外媒报道，“中国发生十万农民武装暴动，死亡十几人”这完全是造谣吗，也不见得，没有十几万人，也有几万人。从这个题目看这个事件的话严重的不得了。非常不幸的是，一开始政府也这么看，所以处理这件事情非常僵硬，矛盾不断激化。但是后来中央进行了二次处理，很容易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第二次处理最基本的变化是什么呢？基调变了。原来把这件事当做一个冲击政府的政治事件，后来认为这就是一个利益问题。按照补偿款的问题进行处理，效果是很不错的。所以，你如何看待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各种矛盾，各种冲突。比如说政治矛盾、政治冲突、意识形态矛盾、意识形态的冲突、宗教的矛盾、宗教的冲突，文化的矛盾、文化的冲突等等。利益的矛盾和利益的冲突是其中的一种。如果我们把利益的矛盾和其它矛盾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利益的矛盾是一种最理性的矛盾，利益的冲突是一种最理性的冲突。这并不是说利益的问题都非常好解决，有的时候利益的问题也很难摆平。但是这与其它矛盾比较起来是不一样的。对待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首先要解决的是定位问题，这直接涉及到你对最基本事态的判断，涉及到你采取的措施究竟是什么？我们的定位往往有问题。我们过于用一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定位、眼光看待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处理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政府反应过大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搞得精神高度紧张，甚至自己吓唬自己。我刚才讲的那本书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体制是如何思维的”，它具有人的特征。我前一段也写过一篇文章《体制性拘谨》，这个文章是会议的发言，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几乎都把拘谨写错了，都被写成了“拘禁”，就是把人抓起来的意思。实际上我讲的不是这个，是“拘谨”，说明他像人一样很拘谨，整天满腹心思，愁眉苦脸，神色紧张，不苟言笑，这样再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我们可想而知是什么样的反应了。我们需要一种舒展的灵魂，这个话是从那儿来的，从一个“足球评论”当中。大家都知道中国足球是最不争气的东西。我看这些足球的评论，有一篇文章是说到根本的问题上。中国的足球为什么上不去？足球最需要的是一种自由的意志与舒展的灵魂。中国的足球最缺的就是这个东西。你看中国的足球，有时候先输，可能还会板回来，要是先赢了三个球，就完了，自己很紧张，从来没有赢过啊。这个时候会有很拘谨的心态，不会踢球了，到最后几分钟内让人连灌三个球，正常的小孩也不至于这样，为什么呢？就是处于高度拘谨的状态，我们在面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应该有平常心，舒展的心态，舒展的灵魂，这来自于准确的定位，准确的定位才能正确地处理问题。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矛盾的定位问题。